濟南

文化觀察|解密文博“解謎書”

大眾日報記者 齊靜

2021-01-14 06:14:24 發佈來源:大眾日報

相較於單純的偵破類解謎書,大家更青睞具有歷史文化元素的解謎書,這類書將歷史檔案、解謎遊戲、文藝創作巧妙融為一體,讓人們在閲讀解謎中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解密文博“解謎書”

故宮解謎書《謎宮》系列第二部《謎宮·金榜題名》

購買解謎書的同時,化身偵探的玩家將獲得許多充滿謎團的證物及新奇的線索道具。

□ 本報記者 齊靜

2020年12月5日,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授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與盒中閃電聯合推出的解謎書《問秦》開啓眾籌活動。作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首款解謎書,《問秦》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秦文化愛好者。該書目標眾籌額為5萬元,但眾籌開啓後,僅8秒鐘便完成目標眾籌額,隨後更是在開售1小時突破30萬元、6小時突破40萬元。截至1月12日,《問秦》已累計獲得135萬餘元眾籌額,完成率達到2701.13%。

“不同於傳統的書籍,解謎書需要你利用隨書攜帶的多種附件,一邊閲讀一邊把書中的謎題解開,這帶來更大的互動性、更強的沉浸感。”作為解謎書的忠實粉絲,青島大學2019級研究生黃曉宇也參加了《問秦》的眾籌活動。他説,相較於單純的偵破類解謎書,大家更青睞具有歷史文化元素的解謎書,這類書將歷史檔案、解謎遊戲、文藝創作巧妙融為一體,讓人們在閲讀解謎中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解謎書的“前世今生”

簡單地説,解謎書是以書為實體,根據書中情節與附屬的線索配件不斷解謎推理進而尋找結局的創意出版產品。説起解謎書的起源,不得不提頗受歡迎的推理小説。推理小説以推理方式解開故事謎題,解謎性、邏輯性和出人意料的結局是其根本的藝術追求。1841年5月,美國作家埃德加·愛倫·坡發表短篇小説《莫格街血案》,標誌着以解謎性為核心價值的推理小説出現。隨後,活躍於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英國作家阿瑟·柯南·道爾,塑造出極具個性的私人偵探福爾摩斯形象,聞名於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日本推理小説異軍突起,相繼出現“本格派”“變格派”與“社會派”推理小説。在各類推理小説中,“本格派”推理小説最受讀者歡迎,因為其儘可能地讓讀者和故事主角站在一個平面上,擁有相同數量線索,讓大家在閲讀推理中獲得樂趣。

“實際上,解謎書的文稿部分就是一個微型的‘本格派’推理小説,讀者可以跟隨故事主角一起抽絲剝繭,對其中出現的任務線索加以分析。”黃曉宇認為,解謎書的出現與推理小説的流行密切相關,但它比推理小説更具代入感。“除了懸疑劇情,解謎書還在形式上進行了創新,讀者通常需要動手操作才能解開謎題,這讓推理從單純的‘頭腦風暴’變為‘手腦並用’。”

20世紀60年代,為進行具有後現代意義的“文學實驗”,法國作家馬克·薩波塔出版《作品第一號》。該書沒有標註頁碼,也沒有裝訂,而是放在一個套盒裏進行售賣。每頁的故事可獨立成篇,合起來又成為完整的一部書,就像撲克牌一樣,每洗一次,便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故事,給人“一本書一輩子也讀不完”的全新閲讀感受。這種將書本身做成謎題、鼓勵讀者動手操作的閲讀方式,給解謎書的創作者帶來啓發。此後,阿根廷作家胡里奧·科薩塔爾、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等也推出過類似作品,但因其文學意義高於市場價值,並未引起公眾廣泛關注。

“在解謎書粉絲心中,美國著名編劇J.J.艾布拉姆斯與美國作家道格·道斯特聯合推出的《忒修斯之船》(別名《S.》)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翻開這本書,你會發現內頁特製為微微泛黃、佈滿咖啡漬和黴斑的樣子,因為故事中的這本書是1949年出版、被人多次借閲過的舊書。書中還攜帶23個附件,包括報紙、照片、地址被塗黑的明信片、羅盤,甚至還有一張寫滿了字的餐巾紙……這些附件在質地上保持着接近原物的真實性,而讀者只有靈活使用它們才能讀懂書中內容。”説起這部“神作”,黃曉宇依然嘖嘖稱奇。

從滿足大眾的好奇心出發,《忒修斯之船》將解謎書的形式創新提升到新高度。它的裝幀、設計完全根據故事要求定製,並通過設置“機關”讓讀者使用道具進行閲讀,這在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正因如此,《忒修斯之船》備受追捧。該書於2013年10月在美國發售,首印20萬冊在兩週內銷售一空。2016年6月,中信出版社推出了《忒修斯之船》簡體中文版,兩天銷售了2.5萬冊。

“《忒修斯之船》不僅為解謎書提供了一種基本模式,同時也讓出版界看到了解謎書的市場價值。”長期關注解謎書出版的北京時代華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策劃總監顧光傑説,從2017年開始,越來越多出版社開始關注這一領域。目前市面上已經出現歷史文化類、航空類、驚悚類等多種解謎書。

開啓文創新思路

近些年,不少文博機構聯合出版社、遊戲公司推出自己的解謎書,顧光傑認為這一現象值得關注。“在很多人心中,解謎書有低齡化、娛樂化傾向,無法承載厚重的歷史文化,但故宮博物院等文博機構推出的解謎書,卻證明這種觀點有失偏頗。”

2018年底,故宮出版社聯手奧祕之家發佈首款互動解謎書《謎宮·如意琳琅圖籍》。該書由故宮出版社宮廷歷史編輯室主任王志偉策劃,主創團隊包括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苑洪琪、奧祕之家創始人徐奧林、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李慧婷等。書中故事發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的故宮,宮廷畫師周本無意間發現了另一位畫師遺作《如意琳琅圖籍》,並由此開啓了探尋琳琅寶藏的坎坷離奇之旅。

“《謎宮·如意琳琅圖籍》開啓網絡眾籌後,得到了巨大支持,僅用10小時就籌到100萬元,最終的眾籌金額更高達2020萬元,當年銷售了12.2萬冊。”顧光傑分析,《謎宮·如意琳琅圖籍》能夠獲得成功,一方面得益於“故宮”這個文化IP的影響力,一方面得益於出品方對書籍精益求精的匠心態度,但最重要的還是將歷史文化元素與閲讀解謎較好地融合在一起。

為了還原古籍的韻味,《謎宮·如意琳琅圖籍》採用四孔線裝書的仿古工藝。這種工藝無法由機器完成,每一本書都由工匠親手用線封裝,再用絹布精心包裹書角。此外,隨書還有18件藏有玄機的附件,包括毛筆、抄經帖、灑金信箋、紫禁城全圖、寶泉局乾隆通寶等。“最令人稱絕的是,書中30多個環環相扣的謎題任務,巧妙融入了有關故宮的歷史文獻資料,如屋脊獸的象徵意義、文官服和武官服的區別等。在閲讀過程中,讀者不僅能體驗中國風解謎遊戲的樂趣,還能收穫大量歷史文化知識。”拿到《謎宮·如意琳琅圖籍》不久,黃曉宇就深深被這本書迷住了。

故宮博物院與解謎書首次相遇,便碰撞出如此閃耀的火花,這讓不少文博機構看到了“讓歷史文化活起來”的新方式。2019年2月,陝西曆史博物館推出首款解謎書《古董局中局:無盡藏》,該書以陝西曆史博物館所藏文物《溪山無盡圖》的流傳經過為基礎,結合其他館藏珍貴文物、老西安風土人情等,講述了一個捨身護寶的精彩故事。同年12月,故宮出版社推出第二本解謎書《謎宮·金榜題名》,所用素材仍源自故宮博物院保存的老照片和歷史文獻。2020年12月,中國國家博物館也推出了首部解謎書《博樂·元宵行樂》,圍繞國博館藏文物《明憲宗元宵行樂圖》,掀開歷史塵封的一角,窺見繁華背後帝王內心不為人知的隱祕。

不少文博界人士表示,隨着“文博熱”的出現,公眾喜歡在寓教於樂中瞭解歷史文化知識,與膠帶、美妝等傳統文創網紅產品相比,互動解謎書已經成為文創領域的“黑馬”級選手。

開發涉及多方

既有良好的社會效益,又有巨大的發展前景,文博解謎書本應獲得更快發展,但卻因多種原因無法推開。“開發文博解謎書涉及內容版權方、博物館、出版社、遊戲公司等多個行業領域,只要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不可能推出符合市場要求的產品。”顧光傑説。

從目前解謎書的創作團隊組成可以看出,一方為內容方,主要提供IP或是版權,另一方是設計方,主要為內容增加遊戲環節,還有就是為保證在某一領域或知識層面的專業性而設置的專家團隊。以正在眾籌的《問秦》為例,該書背後彙集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盒中閃電三家公司或機構,代表的是博物館、出版社以及原創遊戲研發公司三個領域。這相當於術業有專攻,有內容的不一定會設計,會設計的不一定有內容,因此需要分工配合。

想做出水準線以上的文博解謎書,首先要有一個非常有代入感的世界,讓讀者產生隔空的歷史共振感,這就對文博機構等內容方提出較高要求。正如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所説,《謎宮》系列解謎書受到讀者歡迎的原因不僅是文化創意加創新融合,更是《謎宮》背後的這座紫禁城所承載的厚重文化。活用這些歷史文化寶藏,才能吸引人們走進文博解謎書。

山東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王廣振也認為,作為傳承弘揚優秀傳統的重要載體,文博機構有責任去梳理、挖掘文物隱藏的價值。“文博解謎書遇到的發展瓶頸,也是文創產業發展困局的一個縮影。開發文創產品,首先要摸清家底,其次是提煉總結文化形象,最後是將其轉化為文化體驗產品。有些地方不瞭解自己可利用的歷史文化資源,後面的文創就無從談起。”

除內容吸引人,解謎書還要通過靈活多樣的設計增強互動性、趣味性,這就離不開遊戲公司的參與。“國內有奧祕之家、盒中閃電等遊戲公司參與文博解謎書創作,但對於快速增長的解謎書市場,這些還遠遠不夠。”顧光傑説,解謎書創作設計需要高度專注,且週期較長,一家公司很難同時設計多本解謎書,這使得面世的文博解謎書數量更加有限。

對文博解謎書面臨的發展問題,王廣振建議從兩個方面着手解決:搭建解謎書創作平台,暢通內容創作方、出版社、遊戲公司的溝通渠道;儘快培養既懂得歷史文化知識又擅長遊戲設計的人才。“文創產業發展離不開資金、平台和人才,文博解謎書要想壯大發展,同樣需要在這些地方下功夫。”王廣振説。

責任編輯: 梁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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